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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热点关注指数调查”中，住房问题连续两月位居榜首。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蓝皮书”的有关负责人也把“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称作新的民生三大问题。八年房改之后，安居这一基本民生问题为何反成为催生社会不公的和谐隐患？
经济适用房之殇
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的公布实施，以取消福利分房为特征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从此拉开大幕。文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整个23号文特别强调：“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按照23号文新给出的住房供应体系，城市80%以上的家庭应该是由政府向他们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搞的商品房。
但就在“十五”计划才执行到一半、中国市民的住房水平离“初步小康”(人均30平米)还差一大截之时，2003年8月12日，由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出台了。在这份文件里，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被改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房地产商们对18号文都“按捺不住”兴高采烈之情。据报道，在参加了建设部组织的京城的房地产商学习18号文会议后，潘石屹9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喜形于色地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走样”的住房政策
在房改八年后的今天，老百姓不仅很难听到要把“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的口号，作为住房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的基本承诺，而且住房模式和房地产市场实际导向的结果，使中国的高房价和住房问题，成为公认的城市社会中“最大的民生问题”。
一项本意是要为民造福的“改革”，在历经了“八年抗战”后，竟然成了制造社会不公的“非和谐因素”，这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那么，这样的蜕变和异化的过程，又是怎样“得逞”的呢？
可以说，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从住房要靠“公家买单”到走向市场自己买房，国家和政府提供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既是他们接受住房改革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政府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时对城市居民所作的基本承诺，是新房改的“政策底线”。
但到了2003年，一些地方尊崇“增长就是硬道理”的非科学发展观，不少书记市长急着想通过抬高房价来提高GDP和为城市的形象工程增加“资本”。甚至早在18号文件之前，像上海等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就已经“失踪”。2003年发布的“房改新政”(18号文)在把房地产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同时，却在如何做到让平民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见说法。
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上是如此强势，中央对房价和房地产市场一次又一次的调控，在开发商暗中的强力作用下，一次又一次的失控。
住房和粮食一样，是生存基本而必须的需求，它们一旦在市场上出现较大的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暴涨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在最近公布的“首富排行榜”上，中国的前十名首富除了4人是靠公司海外上市而上榜的以外，其余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开发商成了当今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房市成了一些人拿全民资源、肥自己腰包的“暴富制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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