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房价高昂并非人们认识上的“弹丸之地人多地少”的原因才形成的。香港在新界和离岛有大片郊野公园，而香港幅员2000多平方公里只有600万人口，就区域总人口的平均密度来说，人口密度不见得比沪深高多少。从房价收入比的指标来看，香港远高于沪深。但香港房地产商除了违规因素，至少不会仅仅因为标价的高低被查。

　　由于房价高涨，各地纷纷采取抑制房价的措施。大多数措施都是积极有效的，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但也有一些反潮流的措施混水摸鱼，把公然违反市场经济体制的言论和行为堂而皇之地从垃圾堆里拣了出来，粗暴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行为。

　　“捂盘惜售”作为财经观察家对房地产商行为的客观评价无可厚非，但“囤房”一词出自政府管理部门的文件就令人瞠目结舌了。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不是卖房的一方可以单方决定，只要是客观的成交价，都是买卖双方正常意愿的结果。更何况说，人家买卖双方愿意，别人不必干涉过多。房地产商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出售自己的商品是市场经济体制赋予他们的权利，通过选择适当的出售时机追求更大的利润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土地法并没有规定开发的房产必然出售，房地产商可以选择以出租形式经营自己的房地产商品，只要资金运用得当，不一定要销售房产。

　　一些管理部门之所以如此着急，究其原因是被一个虚构的“平均房价”指标折腾、折磨致此。平均房价指标在统计学上确有反映一个地区房地产市场水平某些方面特征的作用，但并不是全面的，也不是可操作的，更不是恒定不变的。更准确地讲，平均房价的变动反映了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不能说明别的问题。在这重意义上，深圳、北京等地房价上涨较快，只能说明那里的市民太有“财”了。从供应上来看，深圳有形的特区界限是造成局部供应不足的客观原因，而北京城市扩张的速度与行政区划所能提供的城市空间不足形成的矛盾，也是造成“虚假”的供应不足的诱因。

　　因此，中国的房价高涨多是行政因素主导的，同时，管理部门又忙于调控房价，不只是形成了一个“怪圈”，更形成一个少数人利益游戏的机会。

　　如果调控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老百姓的住房问题，那就应该多从供应结构上做文章，放弃对平均房价指标的过度关注，拉开高价房与低价房的差距。让富人住更贵的房并不是坏事，可以试想，人们的收入不断增长，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而房价不涨，尤其是高档房不涨价，得到更多实惠的只能是富裕阶层，在社会资源占有分配上，中低收入群体是被占了便宜的。（编辑：陈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