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却从来没有被遗忘，不断的与小平同志改革的“猫论”产生冲突，并时不时的占据了上风，让改革的道路在争论中弯弯曲曲的更加艰难。

　　当时的农民不过是养了几只鸡、喂了几头猪，并用鸡蛋与猪肉到集市上去换些急需的日用品或换点零钱贴补家用，却成了被禁止的行为，成了要被铲除的“资本主义的苗”。最简单的理由是还有人养不起鸡、喂不起猪，为了社会主义和谐和防止出现以养鸡致富的资产阶级宁可大家都穷也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大家真的就都一贫如洗，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了“社会主义的草”了。一穷二白成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小平告诉我们的则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农民有些人养了鸡，有些人喂了猪，可能会先富起来，可能会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并不等于是资本主义，而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果则必然是整个社会的贫穷。改革前的过去和改革后的发展已经用事实告诉了人们这个无法用任何理由来颠覆的道理。

　　遗憾的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中频频出现的调控措施却恰恰正在遵循着“宁可以让大多数人买不起房，也不能让少数人多买房”的旨意。为不让少数人养几只鸡、喂几头猪、买几间房，在拼命的四面围剿，设置重重障碍、增加各种税费、提高市场的交易成本、实施坚决有力的打击与抑制，唯恐天下不乱。寄希望于能在打击少数人不养鸡、不喂猪的情况下，让另外一些本就养不起鸡、喂不起猪的人能拥有鸡蛋和猪肉。结果却不但没有让肉价与房价跌下来，反而让更多的人养不起鸡、买不起房，也反而给了那些有能力养鸡、喂猪的人创造了更宽松的投资机会，更少竞争的发财机会。

　　为了怕有人炒房，于是增加了二手房交易的各种税费与门槛，岂不知历史上和世界各国都在鼓励人们进行适度的梯次消费。富起来的中国人也不再是几代人存几辈子的钱才能永久性的一次到位，只购买一次住房的情况了。一个家庭一生中购买多次住房逐步的改善与提高生活质量早已成为了现实。正是因有从租到购、从旧到新、从小到大随着家庭人口结构、工作位置和收入与消费能力的不断梯次升级的过程，才需要国家从政策上鼓励与支持形成多次梯次换购的行为。

　　没有人卖二手房，又如何让人能从旧到新的换购呢？没有人买，又如何让人能用卖掉旧房的钱去换新房呢？难道一定要让人们空着旧房再另存一笔钱去买新房？难道一定要让本就买不起新房的人也买不起旧房吗？难道让连购买二手房都要贷款和有困难的家庭非得去买新房吗？没有了二手房交易的流通等于断了梯次消费的后路，也扼杀了市场。

　　养鸡可以生蛋发点小财，买房可能有升值也会增加收入，但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苗”，于是倍受打击与虐待。有人说住房是生活的必需品、是“政治”，因此要政府调控、打击与抑制炒房。但鸡蛋与猪肉又何尝不是这种这种“社会主义的草”的政治呢？食品不更是生活必需品中的重中之重吗？否则又何须控制粮价与肉价呢？粮价、肉价与低收入家庭密切联系，但不管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房价都与低收入家庭无关(低收入家庭要靠政府来买单保障)。唯一的解释就只能剩下怕民众在养鸡或购房中“发财”了，怕因此而生长出资本主义的苗。

　　改革的初期为闯物价关，也曾有过多种的争论，但最终是放开市场的供给性生产，任由“资本主义的苗”大力发展，才最终让物价以供不应求的物以稀为贵转为了供过于求的竞争和竞争中的物价合理化。而增加二手房交易税费之后的市场现实证明，除了国家能从民众的交易中多捞一把税收之外，既没有限制住交易的行为，也没有限制住交易的价格，反而让真正的消费者在增加实际的支出与负担。让那些本来还可以靠收入形成梯次消费的民众，不得不在交易税费推动房价上涨中，放弃或放缓升级的步伐，屈居于求其次了。

　　为什么要限制或打击民众购买第二套住房呢？也是颇让人费解之论。

　　当国家不提供住房时，没有了民众的第二套住房又怎么会有租赁性市场呢？没有租赁性市场又怎么会有梯次消费的路径呢？

　　当国家没有强制性要求提供全部精装修房并实施预售制度时，民众住房的升级换代，又怎么能是不先预购第二套住房再在新房入住后处理第一套住房呢？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没弄清楚，还是假装糊涂而故意让人们只能一次性的购买自认为居住到位的住房，而不能形成梯次的消费习惯。逼着民众超前消费的只愿购新房，且第一次购房就要买大户型。

　　即使是只为了个人消费去购买第二套住房又如何呢？难道中国人在生活逐渐富起来的过程中不可以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消费行为吗？难道国家不应支持和鼓励民众的消费行为吗？难道拥有两套住房的抵押贷款比首次购房的风险更高吗？同样只剩下一种解释就是怕民众通过住房消费而获利，并用这种获利改善生活条件。须知：中国的法律并没有禁止过这种合法的获利行为。

　　有些人将这种铲除“资本主义的苗”的行政措施解释为防止房价的上升。如果不从供求关系的经济必然规律上解决问题，而试图用限制需求去平衡供求关系、阻止房价上涨，已被事实证明是徒劳的，其结果是推动房价的上涨。

　　中国政府发展市场化的改革，难道不是因为曾在福利分房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才不得已而为之吗？中国政府发展市场化的目标难道不是为了让民众能充分的利用市场的机制而更好的改善住房的条件吗？难道在消费或投资的同时利用增值获取收益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吗？

　　铲除“资本主义的苗”的同时，只能严重的打击普通的消费者。针对于少数人获利的政策，不但没有起到这种抑制作用，反而加重了所有人的购房负担，让更多的人只能剩下“社会主义的草”。

　　投资性需求是根据投资获利来计算成本的负担能力的。这种投资成本的增加是在获利时被增值收益或租赁收益消化的，是一种可以向第三方转移的成本(如同二手房交易所增加的税费成本是在向后来的消费者转移并推高房价一样)。这种成本的转移同样会推高转让价格和租赁价格，并不能起到抑制投资的作用。

　　消费者的成本增加则是无法向第三方或市场转移的成本。这种成本近期只能由消费者用现实收入支付(远期也会同样有增值收益)。但也许成本的增加让他们无法承担时，只能退出靠收入解决购买的行列，退而求其次而租。这样反而会推动租赁需求的增加，并让投资购房者的队伍加大，让投资租赁的收益增加，吸引更多的人进行投资，并将这种投资通过租赁转换为消费(对彼是投资，对租赁者是消费，投资只能通过增值和租赁消费转换成收益。不等于投资与消费无关，投资只不过是消费的前提条件)。

　　任何国家都必须对国民的住房问题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供给建设居住房屋的用地，包括资金的支持与税收的减免，包括社会住房保障体系，也包括市场化的选择。无论如何至少应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套设施配套的成套住宅。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无论这几年的房地产投资有多少的增长，都未能实现我国政府1996年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在2000年应实现的目标。至少今天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无法满足这种最基本的成套住宅。那么又让这些城市居民不管是买还是租又住在哪里呢。在限制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和耕地18亿亩红线的政策中唯独不限制农村宅基地的发展。因此宅基地的总面积超过了城市建成区总量的四倍多，同时城市还要为“农民工”进城提供长期甚至永久性住房。根子也许正在于两种不同土地性质的政策上。

　　将几乎所有政策的板子都打在了城市建设者与消费者的身上，并不能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问题。即使中国同时建立了住房保障制度也只能减轻需求对市场的部分压力，因为能进入保障体系的家庭本来就不应进入和不属于市场的范畴。试图用降低房价来让更多的人靠市场解决住房问题，那么就与现行的政策和打压背道而驰。这些提高交易税费和进入门槛的做法都只能让更多的民众知难而退，延缓他们的改善时机，并不能有利于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只为投资者打开了取得更高租赁或增值收益的大门，他们可以坐等那些迟早要进入市场的家庭最后来买单。

　　要推行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就像人类不可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不可能靠人力将黑夜变成白天，将白天变成黑夜。而市场经济中无法划清哪些是“资本主义的苗”，哪些是“社会主义的草”。阶级斗争只在政治的统治上体现，并不能在商品上体现阶级的属性，否则岂不是又要回到姓资姓社的老路上去了。

　　经济管理的部门有可能有不同的管控目标，但不管各自部门的目标是否一致都不能否定市场经济的大目标，不能否定让中国人富起来的根本利益。

　　如果所有出台的调控政策只是为了解决脚痛治脚的问题，并由此而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大前题和让民众共同分享改革成果和市场化带来的益处，那么这个政策一定会是失败的政策。

　　绝不能让政策使中国进入了只剩下“社会主义的草”的一条死路上。

　　很遗憾小平先生远行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就是小平先生开创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大好局面在一步步的被计划经济的精神和“一大二公”的观念蚕食了。

　　因为房价上涨还有人买不起房，因此要限制一部分人购买第二套住房，那么是否因为铁矿石在涨价，中国就不生产和使用钢了；是否因为还有人买不起私人汽车就不发展汽车产业了；是否因为中国的企业借贷有坏账就停止银行的贷款业务，将银行的信贷风险都转移给消费者。这与部分农民养鸡喂猪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道理如出一辙，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差别。

　　证券交易税费的上涨并没有熄灭股市的烈火，提高首付与增加交易税费同样是饮鸠止渴的自残。当中国经济被这些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乱刀砍得遍体鳞伤时，并不会给尚在发展中的民众带来更多的幸福。

    >>浏览更多房地产热点新闻，了解更多楼盘资料，请点击进入焦点房地产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