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世界上不曾有人从“天”的手里接受过一份叫“居住权”的文件。于是，在现实生活里，大家不得不自己动脑筋去构想出具体的居住权。比如，有人说，政府就是“天”，所以，政府必须无条件配给人们住宅；也有人说，在“天”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每个人住宅条件必须等同；还有人说，天赋居住权的表现形式应该是每个人获得一块等量的宅基地，然后让他们去自由交换……

　　不难想象，每个人头脑里一定存在着不同版本的“居住权”。于是，我们便会在现实生活里看到，即使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房地产事件，也会产生异乎寻常的反应。比如，广东省房协的一位官员曾说，新的廉租住房保障政策目前暂不考虑中等和高收入人群。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评论说：“住房是公民的一项权利，政府有责任给予，政府绝不能把公民分为三六九等。”

　　其实，最终要实现公民住房的公平、正义并非靠高喊“天赋”权利。还记得计划经济时代的居住权吗？为了一套待分配的住房，大家争着托人送礼，希望从别人手里抢救出自己的居住权。这种居住权体系，让大家痛苦不堪。改革开放以后，住宅成为商品，普通的劳动者也能向银行申请住房贷款，买下一套宽敞的住宅，彻底解决一家人的居住问题。人们的居住条件从此有了巨大改善。

　　然而，与这个巨大改善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高昂的房价。据有些学者测算，2007年我国的大城市房价收入比（购房总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值）几乎均超过10倍，而北京与上海等地区则超过15倍，甚至接近20倍。这些房价收入比值远远超过世界银行给出的合理值为5倍的指导线。高昂的房价迫使买房者大笔向银行借贷，房贷总量迅速攀升，1998年的房贷总量是426亿元，而2005年房贷总额竟高达49000亿元，7年间涨了114倍。在房贷的巨大压力下，“房奴”们整天提心吊胆，害怕房贷利率的变化；一想到必须再熬10年或15年才能还本付息，就心跳过速。更不幸的是，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0平方米的家庭还有1000万户，这些家庭的收入一般都很低，他们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没有。毫无疑问，下一个亟待修正的问题就是如何缓解高昂的房价带来的社会压力。

　　也许，香港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香港地盘狭小，人口却众多，其房价之高，名列世界各大城市之前茅。然而，大部分香港居民竟能对高昂的房价心平气和。为什么？原来，购买昂贵私人住宅的，都是些社会中的高收入者（律师、会计师、医生、高级经理），他们对高昂的房价并不敏感。相反，对房价敏感的低收入者，却能在香港政府的帮助下解决住房问题——1/3的香港人口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即廉租房）里，1/6的人从政府手里购买居屋（相当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就这样，香港地区高昂房价对社会产生的压力，首先被分割，然后被化解了。

　　同样，祖国内地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分而治之策略。令人欣慰的是，国务院已经开始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住房政策。比如，国务院最近就明确提出，要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再比如，新建住宅的70%必须小于90平方米的规定，能有效地抑制全国多达四万七千家房地产公司利用住宅面积差异去提价的动机。再考虑到未来的土地供应将更加充实、公平，高昂的房价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压力肯定能够得到缓解，更多的家庭能彻底解决居住问题。

　　毫无疑问，人人都有居住权。然而，每个人的居住条件却不一定相同，改善的步伐也不一定一致。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理想，而是因为迈向理想的道路异常崎岖，致使大家行进时难以步调一致。但是，每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加起来就是社会前进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