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一个大家庭的城市化

　　——陈永耀

　　好大一棵“树”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我爷爷有三兄弟，而我父亲则有5兄弟2姐妹，我父母又生了我们8个兄弟姐妹。在苏南一个名叫滆湖的大湖边，曾祖全家移民过来，围坝挑塘，开垦出200多亩无主滩地荒地，并最终落户于此。一个家庭，只经历四代，就繁衍出了一个100多号人口的自然村——后横渎村。

　　一个自然村就像一棵大树，宗族血缘关系就是枝干，田地河流就是养分，个人就是枝叶花朵及围绕大树的蜜蜂。一百多年来，如果撇开背后的艰辛挣扎，大树看起来也曾经枝繁叶茂。如今，这棵大树枝叶纷飞，在失去原有活力，而同时寻求新的生存形态。

　　城市化如同巨人脚步，不可阻挡，简单粗暴，让人猝不及防地悄然到来。

　　个体的能量释放

　　按我的感受，变化可分两大阶段：主动的个体能量释放阶段、被动的适应城市化阶段。

　　作为一个村庄，深刻变化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名存实亡，“兵营式”的工作方式被彻底抛弃，个体的生存方式开始丰富多元起来。

　　父母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息”，辛苦经营操持农务家务，虽然做着和以前同样的事情，但显然心情挺好，因为再辛苦也是在为自己干活，何况子女在长大，田地收成也不错。

　　大哥是那一带小有名气的木匠，带着两名徒弟(小哥及我未来的姐夫)去新疆挣钱，有手艺显然比当农民强，不但能多赚活钱，还能多见世面。

　　二哥在当地的农机厂当模具钣金工，工作稳定而刻板；大姐在家务农。因为年长，他们同时兼管着小弟小妹们的生活，扮演半个父母的角色。

　　三哥是“文革”期间读的初高中，恢复高考后努力自学英语，考了三次，终于未能圆大学梦。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已经有乡镇企业，三哥与初中毕业的小妹一起进了一家电镀厂。

　　除我有幸考上了大学算是离开了故土，其他兄弟姐妹的生存根基依然在那个小小村庄。大约1982—1988年期间，农民手里有了余钱，终于可以改善居住条件了。这也算是我们村庄的“黄金时期”，世代蜗居的平房，终于被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代替。我这一辈的兄弟全都盖起了新房，外嫁的姐姐也重新迁回本村，并盖了新楼。新农居一律二层楼，多的三开间，少的一开间，总面积怕有3000平方米左右；兄弟姐妹全部娶妻或嫁人，生育了下一代。

　　被动适应的城市化

　　“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几乎必然会经历蜕变、衰落与重生。八十年代末，我妹妹的收入比我这个大学毕业生还高。可惜好景不长，每次回老家，不断听到企业不景气或者干脆倒闭的消息，原来引以为荣的“上班族生活”已经不那么令人向往了。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赚钱途径。

　　我一辈人中，一度比较成功转型的是我姐夫、三哥、四哥，都通过劳务输出，去日本打了两三年工，赚了二三十万元人民币。我姐夫回来后，利用熟悉的人际关系，做起劳务中介，一度生意不错，但终于难以为继。现在，三哥利用原有技术，自己在工业区租了两个车间，办起了电镀厂。四哥重操旧业，进人家的装修公司当木工。小妹与小妹夫胆子大，自己在常州建材城开店卖建材，生意很不错。几位嫂嫂或进了新的企业，或年老退休给子女带孩子。

　　我的下一辈嫡亲侄甥有11个，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真正干过农活，大部分读完高中或者大中专，就直接去四十公里外的常州，或者更远的上海打工就业了。一方面，城市生活更优越，只要有机会，肯定不愿呆在农村；另一方面，就那点田地，父母兼带着打发了，那点产出实在也太少。何况，还有来自安徽、河南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他们非常乐意以更低的成本，转包大量半抛荒的农田、鱼塘。

　　侄甥辈中的成年人，有三个在医院当护士，六个在企业做销售、财务、营业员，一位在读大学。他们的根还没在城市里扎下来，其中只有两个买了自己的商品房，其他只能住出租房。但他们在农村的根，显然已经没有了前景。如今回村，更像周末度假，顺便看望下父母而已。

　　那些曾经堂皇气派的新农居，成了蛛网与灰尘的常住地。老户翻新，有政策限制要审批；而建筑新房，则必须进统一规划的农民公寓区。而事实上，想在故乡建筑新房的家庭少之又少。农村老屋，普遍沦为临时的免费客栈。而住进农民公寓的，至少我这一大家庭里，一个也没有。

　　寥落的村庄里，剩下的除了学前幼童，就是垂垂老人，起劲撒欢的主角，是一群群的看门狗。看门狗也逐渐失业，因为空荡的村庄里，财富更是空荡荡，小偷还不至于笨到做明摆着的亏本生意。

　　空村，不止后横渎

　　武进县，原本全国著名的财神县，现在是常州市的一个区，类似于杭州的萧山、余杭。

　　除了高速公路或城乡公交线路，政府已经很少在这片土地上投入。原来的乡镇范围(现已撤销乡镇建制，改为办事处)内，学校只剩下了寥寥几所幼儿园几所小学，就读人数也越来越少；原来的医院降为卫生院，技术好点的医护人员，全都并入了中心镇医院；影院文化馆之类，因为需求萎缩，也渐渐移作他用。

　　中心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不由分说地吸引着财富与人流，一起从农村撤离，进入城市。

　　离乡的新城市人，或为饭碗担忧，或为养老保障焦虑，或为子女教育操心。他们农村的根已然溃烂，而新生的根尚未长出。

　　后横渎村，已经日益沦为空村、荒村。她的明天尚不可知，至少她作为城市的一部分显然还遥遥无期。她周围的其他村庄，情形大同小异。

（编辑：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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